解讀柳宗元寓言中的倫理道德思想
我國很早就產生了寓言，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就已經有了像《鴟鴞》那樣的寓言詩，但當時寓言流傳和運用還不普遍。到先秦時期，寓言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可以從先秦的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中發現寓言這種文學形式被普遍運用，如《呂氏春秋》、《戰國策》、《孟子》、 《莊子》、《韓非子》、《列子》等作品中就有許多膾炙人口，含義深遠的寓言故事，如狐假虎威、畫蛇添足、邯鄲學步，守株待兔等。但這一時期的寓言只是作為一種說理論事的輔助手段，只是一個寓言片斷，很少以獨立的文學形式出現。
柳宗元的寓言，在我國寓言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柳宗元不僅繼承了先秦以來寓言的優良傳統，而且也藉鑑了佛教寓言以及六朝雜文和小說的某些寫作技巧，創造性地把寓言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學意味和鬥爭精神的文體，使之徹底擺脫了對其它文體的依附地位而獨具特色，為中國古代寓言成為一種完全獨立文體做出了巨大貢獻。更為重要的是，柳宗元創作的寓言大多都被賦予了時代特色，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蘊含著豐富的倫理道德思想內涵。概括起來，柳宗元的寓言所體現出來的倫理道德思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痛斥驕橫殘暴、專橫跋扈的惡劣品性，頌揚樸實勤勞、正直無私的優良品質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正是唐朝逐漸走向衰落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由此不可避免地使當時的社會風氣逐漸惡化。當時的王公貴族，依仗自己出身高貴，地位特殊，加之父母或主子的過分寵信，養成了目空一切、驕橫放肆的惡劣習性。如當時的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子張愔就是驕橫跋扈的典型代表，張愔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無惡不作，最後竟陰謀叛亂。這種現象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弄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百姓深惡痛絕。正如白居易在其詩中所說的：“剝我身上衣，奪我口中粟”，“是歲江南早，衢州人食人”，“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長期的貶謫生活，使柳宗元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和封建社會的腐朽黑暗有了更加深入的觀察。但由於身為“僇人”，不便直說，於是柳宗元選擇了寓言這種比較隱晦的文學形式來諷刺時弊，痛斥封建官僚及豪強驕橫殘暴、專橫跋扈的惡劣品性，頌揚樸實勤勞、正直無私的優良品質。
《設漁者對智伯》就是這類寓言的代表作之一。柳宗元借“大鯨”這一形象，十分辛辣地諷刺了驕橫殘暴的軍閥，揭露了封建社會軍閥及豪強驕橫殘暴、專橫跋扈、殘害百姓的可恥行為，控訴了窮兵黷武的封建軍閥的罪行，並預示著封建社會軍閥及豪強的可恥下場。
智伯，名瑤，是中國春秋末期的真實人物，晉國六家世卿之一，是六家中最強的一家。他的可悲之處就是存在著嚴重的性格缺陷。《左傳》中對智伯的性格缺陷概括得最為精當中肯，謂 “知(智) 伯貪而愎”。貪，即貪得無厭，好大喜功，驕奢淫逸；愎，就是指剛愎自用，不納諫言，獨斷專行。正是這兩個致命缺點，斷送了智氏的基業，並使他身敗名裂，最終落得被人“裂而食之”的 下場。
那麼智伯為什麼會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呢？據史料記載，智伯獨擅晉國大權之後，自恃強大，更加不可一世。他曾在酒宴上戲弄韓康子，並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規。有人進諫，說這樣做恐怕招來禍患。智伯卻說：“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 ”似乎韓、魏諸宗的命脈就操縱在他的手裡，別人對他是無可奈何，過高地估計自己，而低估了趙、韓、魏三家的力量。在這種狂妄心理作用下，智伯的貪相暴露無遺。一方面他為自己廣建宮室，還向別人吹噓說：“室美夫! ”一方面公然向韓、魏、趙三家索要土地。韓、魏兩家顧慮智氏的強盛，不願公開與他作對，各將一個萬戶之邑獻給智伯。智伯接著向趙氏索要蔡、皋狼之地，趙氏不從，智伯便大興問罪之師，並率領韓、魏二氏，攻伐趙氏，意欲剪滅之而佔有其地。趙襄子(毋卹)看到形勢不利，退保晉陽(今太原市南晉源鎮一帶)。智伯率三家兵圍攻晉陽，圍城一年有餘未能攻克，並引晉水灌晉陽。致使 晉陽城變為汪洋澤國，“沉灶產蛙”，人們只好“懸釜而炊”；沒有糧食，竟然出現“易子而食”的現象。眼看晉陽城就要被攻下，趙氏指日可滅。而就在此時，魏桓子、韓康子卻暗中合謀反戈一擊。部下郄疵發現其蛛絲馬跡後，便勸諫智伯，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反而將郄疵的話轉告了魏桓子和韓康子。正在這時，趙襄子派張孟談出城與魏、韓聯絡，相約裡應外合，共滅智氏。智伯正沉浸在勝券在握的夢幻之中時，魏、韓兩家動手殺掉了智氏守護河堤的軍兵，大水反灌智伯軍，智軍亂作一團。趙襄子率軍出城正面攻擊，魏、韓兩軍側翼夾擊，智伯的軍隊大敗，智氏全族被誅滅，憤恨不已的趙襄子將智伯的頭顱漆為飲器。
智伯在很短時間內使智氏盛極一時，超過根基深厚的韓、趙、魏三家，確乎表現出非同一般的才幹，司馬光曾評論他是“才有餘而德不足”。由於智伯“貪而愎”，貪婪成性，盲目自信，剛愎自用，急於求功，不能審時度勢，最後必然是功虧一簣，自得其咎。
柳宗元在他創作的諸多寓言中既為我們刻畫了驕橫殘暴、專橫跋扈、貪得無厭的反面形象，同時，也塑造了樸實勤勞、正直無私的正面形象。如《牛賦》與《瓶賦》等。《牛賦》這篇作品先從牛的魁偉形象寫起，接著寫它樸實、勤勞、正直、無私的品格。讚揚牛“富窮飽飢”，能解救窮苦人的飢困；又“利滿天下”，為天下人謀福利，以至於死後皮角都可以為人所利用；雖然它辛勤勞苦，自奉卻甚薄。接著，柳宗元將牛的這種崇高品格與贏驢的不勞而食、投機鑽營、無益於世而又飛揚跋扈的惡劣品性作對比，提出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人生觀和政治理想。在牛的形像上，體現出“厚人之生”，“利安民民”的民本思想。而最後“命有好醜”的寬解之詞，既是對如贏驢一樣的人的諷刺，也表白了自己雖有治國之才卻“非若能力”而抱恨終身的淒慘心態。
《瓶賦》是針對西漢楊雄的《酒箴》而創作的詠物名篇。揚雄認為鴟夷盛酒而陶瓶藏水。何謂鴟夷？鴟夷是出入兩宮，被尊稱為國器的一種酒具，故楊雄得出結論說陶瓶不如鴟夷。而瓶“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意思是水瓶放在井沿上，稍一動便會墜入深淵。楊雄用的是一種諷刺意味的反語，意在諷刺世人的昏聵，諷刺西漢末期腐朽的政治與污濁的官場。《酒箴》與《瓶賦》兩相比較，看起來褒貶不一，似乎是柳宗元翻了《酒箴》的案，實際上表達的是與楊雄同樣的主旨。柳宗元在文中指出，鴟夷使人“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或以危。幾眾亡國，流連不歸”。而陶瓶“清白可鑑”，“利澤廣大”，“功成事遂，復於土泥”。柳宗元是以鴟夷比喻那些藏奸納偽、製造昏亂的宵小之徒；用陶瓶比喻清白正直、舍已利人之士。他極力讚揚瓶之美德，表現了作者甘於淡迫和終不營私肥己的志願，後幾句言瓶甘願身破“歸根反初”，不願巧偽邪曲，“徼覬一時”，表現了柳子不混同於世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人生觀。
柳宗元《牛賦》、《瓶賦》兩文，旨在體物寫志，表達自己的人格與情操，頌揚勞動人民樸實勤勞、正直無私的優良品質，同時通過對“鴟夷”、“贏驢”形象的刻畫，痛斥封建官僚及豪強驕橫殘暴、專橫跋扈的卑劣品性。
二、憎恨玩弄陰謀詭計的宵小之徒，褒揚為人光明正大的君子風範
“安史之亂”前後歷時近八年，社會經濟遭到了大破壞，政治腐敗，奸賊當道，賢臣遭殃，各節度使之間以及他們與朝庭大臣之間矛盾重重，相互勾心鬥角，不可一世。“法令馳壞，兼併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通典》卷二《田制下》）社會風氣日益低下，各種社會矛盾逐漸加深。
柳宗元目睹這些現象，既氣憤又耽心，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所反映，貶為永州司馬後所著的散文中，他用那犀利的筆鋒，譏諷社會不良現象。更值得人們欣賞的是他的寓言，他把散文創作所擅長的俳諧諷刺的藝術手段，引進、移用到寓言中來，使之重在描繪形象，體物寓言，從而揭露並批判了當時社會現實和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醜類的嘴臉與行徑。如《罵屍蟲文》，作者所罵的屍蟲是躲藏在陰暗的角落裡，“潛窺默聽”，刻意於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以讒毀中傷、打小報告為職業為能事的屍蟲般的人物。柳宗元在《罵屍蟲文》中寫道：“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 可謂是罵得痛快淋漓。這與孟子在《巷伯》所云如出一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意思是，“捉住那個壞東西，扔給虎狼去充飢。虎狼不肯吃，把他攆到北方不毛地。北方不肯要，送給老天去發落。”很顯然，《罵屍蟲文》繼承了孟子的寫作風格。
《乞巧文》是以反諷為基本特點的作品。“乞巧”是古代民間的一種風俗。傳說牛郎和織女每年七月七日晚上在天河鵲橋上見面，兩人每年只可一回見面，所以這天兩人非常匆忙，無暇顧慮別事。但是地上一般平民，特別婦女，都要趁著織女一年之中只有一次出來的機會，懇求織女賜給她們的巧工，使人去掉笨拙而變得眼明手巧，得心應手地編織縫補。《乞巧文》雖然是闡明“文以明道”主張的駢體散文，但文中也有表明自己志向和情操的內容，因此，亦可將其看作是喻事言志的寓言。在文章的前一部分，柳宗元假託乞巧，以世人之“大巧”與己之“大拙”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對比，正話反說，把自己不願混同於世，不會投機鑽營，即使進退兩難，遭受屈辱，也不同流合污的強烈願望盡情地傾訴出來。而對那些巧夫們，則將他們的投機取巧，善於逢迎，巴結權貴，追名逐利的巧詐之害和醜態揭露得淋漓盡致。中間部分，寫夢中的“青袖朱裳”使者向柳子傳達織女星的答复：“凡汝之言，吾所極知……凡吾所有，不敢汝施。”這是作者用曲筆寫的自白。最後部分，寫作者的決心，決心抱住自己的“大拙”不放，就是因此而死，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由此可見，柳宗元的政治理想是何等執著！我們可以明顯地了解，柳宗元真正希求的不是“驅去'拙'”而是“保持'拙'”，這個“拙”就是區別他和別人的基本因素，別人因為得到“巧”，所以可以與世浮沉，左右逢源；自己因為獨有“拙”，所以被貶，與世隔絕。從字面上看，《乞巧文》似乎是柳宗元向織女希求“巧”的禱文，其實是柳宗元決心保持“拙”的言志文章。
三、反對妒賢忌能、任人為親的不良行為，堅持尊賢重能、任人為賢的處事原則
妒賢忌能，任人唯親，排除異己，是中唐時期官場腐敗最明顯的特徵。“父子相襲，親黨交固”，“變易主帥，如同兒戲”（《舊唐書》卷一八一《羅弘信傳》），“狂然而不可遏”（《舊唐書》卷一四五《吳少誠傳》附《吳元濟傳》），形成了強大的勢力。
柳宗元對官場妒賢忌能、任人唯親、排除異己的腐敗現像極為痛恨，但他身為貶謫之人，不便直抒胸襟，只好用寓言的形式來排遣心中的鬱悶和不滿情緒，諷刺和鞭撻封建社會社會那些狐假虎威、恃寵而驕，吹牛拍馬，胡作非為的藩鎮、宦官及其爪牙。《臨江之糜》、《永某氏之鼠》就是這類題材的代表作。
《臨江之麋》寫小麋鹿倚仗主人的勢力，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家犬不僅不敢冒犯它，還在主人的威逼下與之一塊兒玩耍、打滾，舔毛、親暱。家犬雖然很想嚐嚐鹿肉的鮮味，可是懼怕主人，只能看看它咽咽唾沫；小麋鹿呢，也忘記自己原是鹿類，把狗當成了好朋友。後來，小麋鹿離開主人家，看見路上有不少別人家的狗，想同它們一起玩。這些狗驚奇地瞪著小麋鹿，既高興又生氣，高興的是送來美味佳餚，可以飽餐一頓；生氣的是，看不慣小麋鹿在主人家狗面前那得意忘形的樣子。於是呼啦一聲撲上去，你爭我奪，把小麋鹿撕得粉碎，只留下肚腸血污，弄得路上亂七八糟的。可小麋鹿到死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則寓言把小麋鹿描寫得生動形象，讀之悲哀之情頓生，更為臨江人愛鹿拘犬之舉而生怨恨之情。很顯然，柳宗元是以鹿影射那些無才無德、依勢放縱的“奴才們”，譏刺這些人的可恥命運。用臨江人暗喻那些寵愛奸臣、排斥異己的封建統治者，告誡人們過於寵愛反而害了別人。
《永某氏之鼠》，寫老鼠倚仗永某氏拘管狗而愛自己，認為“飽食而無禍”，於是，更加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歹，致使“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 ；大白天也敢成群結隊地滿屋子亂竄，甚至在人的前後無拘無束地走來走去；一到晚上，則到處偷東西吃，啃壞家具，互相爭鬥打架，吱吱怪叫，逞兇肆虐，弄出各種各樣的響聲，吵得人無法入睡。幾年之後，這家主人遷居他鄉，另有別人來住，老鼠仍舊我行我素，照樣橫行霸道。新主人見老鼠如此猖狂，非常氣憤，決心要根除鼠患。他馬上借了五六隻貓捕捉老鼠，又請人把門板釘上，撤去一些磚瓦，堵塞鼠洞，用水灌，向僕人懸賞，鼓勵他們捕捉老鼠。不到一天，打死的老鼠堆積如山，丟在隱蔽的地方，死鼠的惡臭味幾個月才漸漸消失。柳宗元用永某氏暗射封建社會那些姑息養奸、助桀為虐的統治者，用惡鼠影射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奴才”、走狗，諷刺辛辣，鞭撻有力。警戒那些“竊時以肆暴”的壞人，胡作非為是沒有好下場的。
柳宗元用臨江人、永某氏來影射那些助紂為虐的封建統治者，表達了柳宗元對封建統治者妒賢忌能、任人唯親額的強烈不滿的思想感情。除了這兩篇之外，柳宗元在其他寓言中，也同樣表達了他這種不滿心態，如《罵屍蟲文》、《斬曲幾文》、《宥蝮蛇文》等。
《罵屍蟲文》對屍蟲的醜態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寫：“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斗為安佚。僭下謾上，恆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柳宗元假借屍蟲陰、狠、毒、造謠誣陷、顛倒是非、殘害善良、妒賢忌能的惡劣品行，影射那些心術不正的卑劣小人。“世皆禍之，則為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充分錶現了柳宗元對這些小人的深惡痛絕，恨不得全部把它們消滅光。然而柳宗元身為貶官，又“不得質之於帝”，“故為文而罵之”。柳宗元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於“天帝”：把屍蟲徹底消滅：“蓐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豐都，麋爛縱橫。”這樣，才能“大道顯明”，“厚人之生”，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安寧。這篇寓言通過對屍蟲害人本質的描寫，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反對革新的官僚政客的醜惡嘴臉：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沆瀣一氣，相互勾結，為非作歹，攻擊、迫害當時堅持改革的人們，扼殺進步的思想和力量。文中把“皇帝”比作“天帝”，暗譏了當朝皇帝憲宗李純的昏庸無道，治國不力，也體現出了作者所信守的“中正和平”的大中思想。《罵屍蟲文》一文是對當時社會中常見的那種擅長搞陰謀、施毒計、造謠言、放暗箭、心黑手毒的投機鑽營者的勾畫。通過塑造這些典型形象，告誡人們在觀察事物、認識問題時，要把握本質，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對“屍蟲”一類的人物，要善於識別他們的本來面目，提高警惕，謹防被小人陷害。
《斬曲幾文》與《罵屍蟲文》的寫作主旨一樣。柳宗元在文中痛斥曲幾“欹形詭狀，曲程詐力”，以表達自己讚賞正直、反對詭曲的思想情感，同樣給官僚政客們以辛辣的諷刺和有力的鞭撻。在《宥蝮蛇文》中，柳宗元故作曠達之言，以為嫉賢害能，是那些蝮蛇般的小人的本性，自己只有謹防。在文中雖然表示寬恕：“世皆寒心，我獨悲爾”，但也表明自己的“與汝異途，不相交爭”的態度和發誓絕不與這些小人為伍的堅定立場。
四、反對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價值觀，樹立勤儉持家、樂於奉獻的道德觀
柳宗元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貞元、元和時期。這一時期，唐代社會經“安史之亂”十年兵革的摧殘，為舊時史學家所稱道的“唐代盛世”，已經完全敗落。戰亂、災荒、統治階級殘酷的掠奪和壓迫，使階級矛盾顯得異常尖銳。一方面，統治階級殘酷地搜刮民脂民膏，瘋狂地斂財，助長好逸惡勞、不勞而獲之風盛行；另一方面，勞動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如張藉在《猛虎行》所云：“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村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下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中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猛虎橫行圖，塑造了豪門貴族兇惡殘暴的真實藝術形象，其目的是控訴豪門貴族瘋狂地斂財，好逸惡勞的罪狀。
柳宗元在自己的寓言中，對統治者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惡劣暴行也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判。柳宗元在《愚溪對》中，謂惡溪“生毒厲氣”、 “溫屯漚洩”、“連艫糜解”，暗喻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社會不良風氣所帶來的無窮危害；言弱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萎靡墊底”，影射封建官僚精神渙散，治國不力；訴濁涇“掎汩泥淖”、“撓混沙礫”、“淺深險易，昧昧不覿”，控訴場官腐敗所帶來的嚴重惡果，揭露仕途的陰險卑劣；斥黑水“幽險若漆”，痛斥黑惡勢力的凶險狡詐。柳宗元顯然是將惡溪、弱水、濁涇、黑 水分別比喻當時社會現實中的各種醜惡勢力，並給予有力的抨擊。同時也感慨自己雖然“清且美”，雖有治世安民之才，卻以“罪人”之名遭受謫逐，對當時的社會上善惡顛倒、智愚不辨的現象表示抗議。面對急流、陷阱、荊棘而“不知怵惕”的“愚”勁，表現了作者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
柳宗元曾在《晉問》中通過對堯帝的讚頌抒發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為我們描繪一幅社會生活理想畫面：“人用足而不謀”，大意是人們在生活上講儉樸，不但“給”“用”足，而且好逸惡勞的壞習慣也會消除。體現了柳公的“民利”思想。柳宗元在《牛賦》、《瓶賦》、《愚溪對》等寓言中，對“勤儉持家、樂於奉獻”的道德觀也作了詮釋。如《愚溪對》，他用飽含崇敬之情的筆墨熱情歌頌“冉溪”對人的貢獻。“愚溪”不愚，“甚清且美”，“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通過冉溪與四水對比，在比較中諷刺時弊，言志述懷；在比較中謳歌真善美，鞭撻假醜惡。柳宗元以“愚溪”自喻，表達了他雖然政治處境困難，但決不與濁流世態同流合污，要在向命運和黑暗現實奮力抗爭中保持高潔的品質。
五、反對遊手好閒、不學無術的頹廢人生，發揚勤奮刻苦、好學上進的優良精神
安史之亂以後，形成了藩鎮割據、宦官擅權的局面。宦官擅權是中唐時期官場腐敗的重要標誌。初唐時，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到玄宗時，宦官激增至三千，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達千餘人。把持著唐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大權，他們有權任免將相，甚至對皇帝亦能生殺廢立。各藩鎮為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勢力，培植和起用那些不學無術、凶狠殘暴的惡人，多“父子相襲，親黨膠固”（《舊唐書》卷一八一《羅弘信傳》 ），同時啟用一些工商雜類、地痞流氓充塞仕途，對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或殺或逐，另立新主，“變易主帥，如同兒戲”。另一方面，對那些學業有專長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革新派，則想方設法進行排擠、誣陷，“二王八司馬事件”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柳宗元被貶為永州，歷時十年之久。柳宗元對宦官不學無術卻能得到重用、身居要位的腐敗現像極為不滿，這可以從他的許多詩文中反映出來，尤其是他的寓言。如《羆說》、《鞭賈》、《黔之驢》等。
《羆說》描寫一個毫無實際本領的獵人，自以為“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就能輕易捕獲獵物，企圖利用“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這種外部條件，就能僥倖躲過猛獸的襲擊，但最終還是被羆吃了。其寓意是用來暗喻那些不學無術、靠蒙混嚇人過日子的人，諷刺只虛有其表而內無實際本領的人，告誡人們，靠外表雖可蒙混一時，但最終總會被識破，免不了要失敗。
《鞭賈》寫一個不識貨的富家子弟，用五萬金的高價買了一根外面塗著蠟並用桅子水染黃的朽竹做成的馬鞭，上當受騙而不自知，別人指出真相後依然捨不得把馬鞭丟掉，堅持用了三年，結果在關鍵時刻鞭子折斷，人被摔死。在文中，柳宗元一針見血地指出其馬鞭的內在本質：“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整者。”用“空空之內，糞壤之理”隱喻腐朽官僚的無才無德。告誡人們“當其分則善”，要善於識別真假。很明顯，這則寓言是藉詐騙於市的奸商喻腐朽奸詐而獵取高位的官僚，借不識貨的富家子弟喻用人不當的朝廷；以鞭賈設喻，諷刺那些虛有其表、實無才學的身居要位的人。
四、反對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價值觀，樹立勤儉持家、樂於奉獻的道德觀
柳宗元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貞元、元和時期。這一時期，唐代社會經“安史之亂”十年兵革的摧殘，為舊時史學家所稱道的“唐代盛世”，已經完全敗落。戰亂、災荒、統治階級殘酷的掠奪和壓迫，使階級矛盾顯得異常尖銳。一方面，統治階級殘酷地搜刮民脂民膏，瘋狂地斂財，助長好逸惡勞、不勞而獲之風盛行；另一方面，勞動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如張藉在《猛虎行》所云：“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村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下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中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猛虎橫行圖，塑造了豪門貴族兇惡殘暴的真實藝術形象，其目的是控訴豪門貴族瘋狂地斂財，好逸惡勞的罪狀。
柳宗元在自己的寓言中，對統治者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惡劣暴行也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判。柳宗元在《愚溪對》中，謂惡溪“生毒厲氣”、 “溫屯漚洩”、“連艫糜解”，暗喻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社會不良風氣所帶來的無窮危害；言弱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萎靡墊底”，影射封建官僚精神渙散，治國不力；訴濁涇“掎汩泥淖”、“撓混沙礫”、“淺深險易，昧昧不覿”，控訴場官腐敗所帶來的嚴重惡果，揭露仕途的陰險卑劣；斥黑水“幽險若漆”，痛斥黑惡勢力的凶險狡詐。柳宗元顯然是將惡溪、弱水、濁涇、黑 水分別比喻當時社會現實中的各種醜惡勢力，並給予有力的抨擊。同時也感慨自己雖然“清且美”，雖有治世安民之才，卻以“罪人”之名遭受謫逐，對當時的社會上善惡顛倒、智愚不辨的現象表示抗議。面對急流、陷阱、荊棘而“不知怵惕”的“愚”勁，表現了作者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
柳宗元曾在《晉問》中通過對堯帝的讚頌抒發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為我們描繪一幅社會生活理想畫面：“人用足而不謀”，大意是人們在生活上講儉樸，不但“給”“用”足，而且好逸惡勞的壞習慣也會消除。體現了柳公的“民利”思想。柳宗元在《牛賦》、《瓶賦》、《愚溪對》等寓言中，對“勤儉持家、樂於奉獻”的道德觀也作了詮釋。如《愚溪對》，他用飽含崇敬之情的筆墨熱情歌頌“冉溪”對人的貢獻。“愚溪”不愚，“甚清且美”，“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通過冉溪與四水對比，在比較中諷刺時弊，言志述懷；在比較中謳歌真善美，鞭撻假醜惡。柳宗元以“愚溪”自喻，表達了他雖然政治處境困難，但決不與濁流世態同流合污，要在向命運和黑暗現實奮力抗爭中保持高潔的品質。
五、反對遊手好閒、不學無術的頹廢人生，發揚勤奮刻苦、好學上進的優良精神
安史之亂以後，形成了藩鎮割據、宦官擅權的局面。宦官擅權是中唐時期官場腐敗的重要標誌。初唐時，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到玄宗時，宦官激增至三千，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達千餘人。把持著唐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大權，他們有權任免將相，甚至對皇帝亦能生殺廢立。各藩鎮為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勢力，培植和起用那些不學無術、凶狠殘暴的惡人，多“父子相襲，親黨膠固”（《舊唐書》卷一八一《羅弘信傳》 ），同時啟用一些工商雜類、地痞流氓充塞仕途，對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或殺或逐，另立新主，“變易主帥，如同兒戲”。另一方面，對那些學業有專長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革新派，則想方設法進行排擠、誣陷，“二王八司馬事件”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柳宗元被貶為永州，歷時十年之久。柳宗元對宦官不學無術卻能得到重用、身居要位的腐敗現像極為不滿，這可以從他的許多詩文中反映出來，尤其是他的寓言。如《羆說》、《鞭賈》、《黔之驢》等。
《羆說》描寫一個毫無實際本領的獵人，自以為“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就能輕易捕獲獵物，企圖利用“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這種外部條件，就能僥倖躲過猛獸的襲擊，但最終還是被羆吃了。其寓意是用來暗喻那些不學無術、靠蒙混嚇人過日子的人，諷刺只虛有其表而內無實際本領的人，告誡人們，靠外表雖可蒙混一時，但最終總會被識破，免不了要失敗。
《鞭賈》寫一個不識貨的富家子弟，用五萬金的高價買了一根外面塗著蠟並用桅子水染黃的朽竹做成的馬鞭，上當受騙而不自知，別人指出真相後依然捨不得把馬鞭丟掉，堅持用了三年，結果在關鍵時刻鞭子折斷，人被摔死。在文中，柳宗元一針見血地指出其馬鞭的內在本質：“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整者。”用“空空之內，糞壤之理”隱喻腐朽官僚的無才無德。告誡人們“當其分則善”，要善於識別真假。很明顯，這則寓言是藉詐騙於市的奸商喻腐朽奸詐而獵取高位的官僚，借不識貨的富家子弟喻用人不當的朝廷；以鞭賈設喻，諷刺那些虛有其表、實無才學的身居要位的人。
《黔之驢》是這類寓言描寫得最為成功的名篇，後來被演化為成語“黔驢之技”，“黔驢技窮”。《黔之驢》的大概意思是：驢子以自己龐大的身軀、吼叫聲和腳踢來嚇唬貴州的小老虎。貴州小老虎乍見龐然大物，不知驢子的底細，心裡發怵，有所疑懼，不敢輕易進攻它。但並沒有走遠，而是“蔽林間窺之”，偷看驢子的動靜，見驢子沒什麼可怕的，於是，“稍出，近之”，十分謹慎地靠近驢子。但還是被驢子發現了，“鳴之”，嚇得老虎拔腿就跑，跑了一陣子，發現後面沒什麼動靜，老虎又踱了回來。接連幾次試探，老虎逐漸發覺這頭怪物除了叫聲嚇人之外，並沒有多大本事。於是老虎越靠越近，試著用腳爪去挑逗驢子，用身子去撞它，用頭去頂它。驢子惱羞成怒，揚起後腳朝老虎踢去。這一踢可就露了底，老虎暗自高興：“這怪物，原來只有這點本事！”於是，老虎大吼一聲，猛撲上去，咬住驢子的喉管，任憑驢子怎麼吼呀踢呀都無濟於事，最後老虎吃光了驢子的肉，揚長而去。柳宗元是想通過驢子的可悲下場，告誡人們不要被貌似強大的東西所嚇倒，只要通過冷靜觀察，大膽嘗試，深刻認識其本質，最後定能戰而勝之。同時也警示那些本事不大的人，不要在別人面前逞能，顯露自己，否則必將惹來殺身之禍。柳宗元創作的目的是假借驢來諷刺和嘲笑那些沒什麼本事喜歡自我吹噓、自我炫耀的人。
六、反對貪得無厭，禍害百姓的卑劣行徑，堅持勤政為民，清正廉潔的做人準則
唐朝中後時期，統治統治階級腐朽不堪，“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通典》卷二《田制下》）。以楊國忠為代表的貪官污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收受的賄賂非常驚人。天寶十一年，僅楊國忠一人所受中外賄賂，積縑達三千萬匹，相當於國家一年半的庸調。整個官場腐敗成風，朝廷已無法控制。一些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賢臣對此義憤填膺，或直諫或上書，更多是撰文批露。柳宗元也撰寫了很多這樣的文章。其中的寓言《蝜蝂傳》、《哀溺文》、《招海賈文》等就是控訴統治者貪得無厭，禍害百姓的名篇。
《蝜蝂傳》開頭對這種小蟲作了細緻地描寫：見物就取，背負重量超過負荷能力以至不能動彈時還要拼命取物。它不僅貪得無厭，而且極好爬高，最後墜地而死。十分深刻而生動地揭露和諷刺了那些追名逐利、貪得無厭的官僚貴族的醜惡靈魂。接著，柳宗元聯繫當時的實際，一針見血地指出：“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大意是，如今那些貪得無厭的人，遇到公私財物就想佔為己有。天天想著升官，得到更多的俸祿，從而更加瘋狂地貪斂錢財和掠取資源，以致腐化墮落到無法挽救的境地，看到以前由於極力求官貪財而自取滅亡的人也不知接受教訓，引以為戒，仍然我行我素，照樣貪贓枉法。
在《哀溺文》中，柳宗元塑造了一個愛財如命、視金錢比生命重要的守財奴的藝術形象。他寫了一個平時很會游泳的人，在即將被水淹死時，不要命只要錢，終於落得個人財兩空的悲慘結果。故事不僅活靈活現地描寫這個守財奴負金落水的掙扎動作細節，而且還將他落水後視金錢貴於生命的心理活動也描寫得非常細緻。柳宗元是想通過這個故事辛辣地諷喻那些貪婪成性、要錢不要命、至死不悟的拜金主義者，警告他們醒悟回頭，否則將葬身於名利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在這裡，柳宗元以小喻大，耐人尋味地刻畫了那些所謂“大氓”貪得無厭、捨命不捨財的醜惡形象。
《招海賈文》中的“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被後人演化為“垂涎欲滴”的成語，意思是饞得連口水都要滴下來了，形容十分貪婪的樣子。宋·蘇軾在《將之湖州》一詩中也化用了柳宗元這一經典名言：“吳兒鱠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
《哀溺文》是對社會上那些極端的愛財、貪財的醜陋現象和扭曲人性的諷刺。文章為我們提示了兩種不同人生價值觀：要命就得放棄錢，要錢就得放棄生命。前者將生命看作是最寶貴的財富是人生價值觀的一般表現，是人性正常的表現；後者選擇了錢財而放棄了生命是市儈主義的人生價值觀，是人性扭曲的表現。文中的諷喻之意很明顯，善遊者非死於水，而死於財，死於愚昧和愛財，故可悲、可嘆。在這類寓言中，柳宗元用蝜蝂、永之氓、海賈等藝術形象暗喻那些貪贓枉法的所謂“大氓”，對當時的人性變異和世情愚昧，尤其是對統治者私慾無窮、、貪取無厭的惡劣行為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有力的批判。
七、反對弄虛作假、唯利是圖的市儈人生，樹立誠實守信、樂於助人的良好品質
唐肅宗在位（756-762）的五年中，正是“安史之亂”時期（755-762），朝延為平息叛亂，無暇對社會實現有效管理，因此，經濟秩序混亂不堪，社會風氣日益低下。“安史之亂”平息後，社會經濟領域的不良現象，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愈來愈嚴重。假貨充塞市場，一些唯利是圖的商人，為了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不講誠信，造假販假，嚴重地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甚至對人民的生命帶來不應有的傷害。柳宗元親眼目睹了這些不良現象，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心，促使他用筆作武器對這類不良社會現像給予揭露和批駁。《辨伏神文》就是反映這方面的社會現實問題的。
柳宗元《辨伏神文》開頭的小序寫道：“餘病痞且悸，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籲！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反尤於餘，不以過乎！'餘戍然慚，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辨焉。”意在說明寫此賦的緣由，是針對社會上那些賣假藥的江湖騙子而發出的感嘆。接著寫“伏神”的藥用功能和作賦的原因，最後抒發是自己的感嘆，對“來者”寄予厚望：“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懇切話語中流露的是真情的關愛。從而說明弄虛作假、唯利是圖的人，就會像服用假藥一樣禍國殃民。
諷刺虛假是為了勸諭人們走向真實，作者描繪世俗的假相，是為了增強人們的識別能力。《辨伏神文》對社會上造假、售假以害人的現象進行了無情的諷刺。本是毫無藥效功用的山芋，卻假名以伏神到處兜售。患者購買後不但於病無益，反而加重病情。柳宗元用切身之痛告誡世人，要善於識別真假，否則就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禍害。
柳宗元寫寓言的目的在於諷刺時弊，鞭撻醜惡，彰顯善良。而對正面人物的頌揚，一般都是用其他文體。如《宋清傳》為我們描述的是藥商宋清以善於經營、樂善好施而享譽於市的動人故事。文中指出，誠信就會贏得顧客的青睞，獲取利益就會長久。他用對比的手法讚揚宋清以誠信為本，積善行德的美德，對那些利欲熏心、不講商德的市儈習氣進行無情鞭撻，對那些見利忘義、趨炎附勢的所謂士大夫們進行有力批駁。柳子為宋清立傳，並非宣傳經商之道，而是為了歌頌存在於普通人身上的待人誠信、不分高下親疏的優秀品質和人間真情，揭露“士人”趨炎附勢、見利忘義的醜惡面目，表達人們渴望人間真情回歸、善行常在、美德永存的強烈願望。
八、鞭撻壓榨黎庶、禍國殃民的軍閥官僚，磨礪服務人民、造福百姓的美好心靈
德宗時期，實行了兩稅法，“雖賦不增加，而民愈困矣。”（《新唐書·食貨志》）“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能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柳宗元集》第三十二卷《答元饒州論政理書》）“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公門少推恕，鞭樸恣狼籍”（《柳宗元全集》379頁，《田家》）。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柳宗元貶於永州後有機會接觸下層社會，親自目睹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心中滋生無窮感慨，於是揮毫撰寫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章，寓言《憎王孫文》、《宥蝮蛇文》、《捕蛇者說》、《罵屍蟲文》、《愚溪對》、《鶻說》、《謫龍說》、《牛賦》等真實地批露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諷刺鞭撻了唐朝軍閥官僚壓榨黎庶、 禍國殃民的可恥行為。
《憎王孫文》是柳宗元用以影射中唐時社會惡勢力的一篇寓言。柳宗元在文章開頭旗幟鮮明地指出：猿和王孫猴“德異性，不能相容”。接著他將猿與王孫猴在德、居、食、行、飲、乖離、有難等方面逐一進行對比。在柳宗元的眼中，猿“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是一種富有愛心、知情達理、令人喜愛的動物。而“王孫”則與之相反，“食相噬囓，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肆虐成性的令人憎恨的壞蛋。柳宗元對“猿”的友愛、互助的性格描寫，實際上正是讚美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人物。而對“王孫”的暴戾、貪婪、殘忍本性的刻畫，則是對當時那些頑固保守的舊官僚們的揭露和鞭笞。接著，柳宗元闡述自己的觀點：“善於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之可惡，不在於它們“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而在於它們“排鬥善類兮，嘩駭披紛”，並稱讚了“仁讓孝慈”的猿；最後得出結論：“惡者王孫兮，善者猿。 ”
通過對猿與王孫這兩種動物截然不同的品性和勢不兩立的特點的對比描寫，將王孫的醜惡面目和猿的美好形象活靈活現地刻畫了出來。柳宗元將王孫群比作殘酷壓榨人民的宦官，把注重“民生”的王叔文集團比作猿群，以愛憎分明的筆墨，熱情讚美了王叔文集團力倡革新進步的德行，一方面則無情地揭露了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柳宗元還三次質問“山之靈”，為什麼讓“王孫”如此逍遙自在，實質上是委婉地向李唐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發出的呼籲、責難，這在當時來說，沒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沒有為正義事業而勇於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是無法做到的。柳宗元這種優良品質確實是很值得人們學習和讚許的。
《宥蝮蛇文》是別具一格的寓言作品。蝮蛇之毒，柳宗元在《捕蛇者說》和本文序中都作了令人心悸的敘述。這兩篇文章著力描寫永州所產異蛇之毒，“觸草木盡死，以囓人，無御之者。”“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其寫作宗旨，前者是告誡人們對蝮蛇般的小人要提高警惕，謹防被其傷害；後者是揭露統治者橫徵暴斂給人民造成的苦難，說明苛政、重賦比猛虎、毒蛇更為凶狠可怕。柳宗元在《宥蝮蛇文》中，對為何“宥毒蛇”的道理，表示其“憎之”之深，最後指出那種虐人害物的醜類遇到樵夫、農戶，必將被“餘力一揮，應手糜碎”的結局。告訴人們對毒蛇般的壞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而應當反擊有力，致其於死地方可罷休，同時也警告這些壞人繼續為非作歹絕沒有什麼好下場。
通過閱讀柳宗元的寓言，仔細體味其中所蘊含的寓意，深深地為柳宗元寓言那生動而精煉的語言、刻畫人物形象的技巧所折服，更為他闡述的倫理道德思想所感染，從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示。當前我國正在實施“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的戰略方針，去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發表了關於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講話，提出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裡，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八榮八恥”榮辱觀，這對於推動形成良好社會風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溫家寶總理曾經對什麼是真善美作了十分精闢的詮釋：“我們講'真'，就是要反映真實，表現真情，追求真理。我們講'善'，就是要在為了中國的光明未來而追求真理的進程中，與人為善，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我們講'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統一的基礎上，滿足人們對美的追求和需要，給人精神上的愉悅。那麼，如何使“八榮八恥”教育能夠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其具有很強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實踐性，體現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和社會風尚的本質要求，體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鮮明導向，弘揚真善美，批判抵制假醜惡，筆者以為，很有必要將柳宗元著作中所蘊含的倫理道德思想挖掘整理出來。做好了這一工作，必將對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